美高梅手机客户端下载提起散文诗,我总难免悲壮_叙事传记_好文学网

美高梅手机客户端下载 1

世界末日最新消息那个年月,写文学稿在单位会被认作是“干闲事儿”“不务正业”,要是被人知道,特别是被领导发现了,你的日子就难过了。我认识的几个文学爱好者,和我一样,搞创作都像在做地下工作。  当时,我的笔名叫“席话”,既是单位西安市市内电话局简称的谐音,又取“席地而话”的意思,可惜在发第一篇稿子的时候被编辑误写成“席化”,后来就这么叫下去了。  为了使写文学稿的事情不被别人知道,我还特别注意和收发室的两位师傅搞好关系,让他们替我保守秘密,因为我的来往信件必须经过他们的手。两位师傅都是退休职工,有些文墨,喜欢看书读报,对我很是理解支持,每次有我的来信都悄悄打电话给我,要是来不及就专门放在一个空抽屉里等我来拿。  常在河边走,总有湿鞋的时候。笔名的泄露是1981年,陕西青年举办全省青年小说散文征文竞赛活动,我的小说《啊,朋友》被评为乙等,刊登在上,文尾有我的简单介绍,这样我的真实名姓和工作单位很快就公开了。不久,我“偷着写小说”的消息就在我们单位传开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工作从团委调到了办公室,身份由“干事”变成了“秘书”。由于工作岗位变化和领导的“”,我不得不暂时放下了“文学创作”,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整天干着拟文件、写总结、写报告的事情,那些日子我非常苦恼,又无可奈何。仔细算,约有两三年时间,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惜。  由于热爱文学,写文学稿的心不死。一段时间后,我就又提笔开始写作,把笔名“席化”也改成了“诗村”。  诗村,是我老家的村名。很早的时候,我的老家叫狮村,而且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新中国成立后,村领导嫌“狮”字笔画多改成了“师”字,又过了许多年,我们村通公共汽车,公交公司竖在我们村口的汽车站牌上却写上了“诗村”字样,时间不长,由于村领导多次找汽车司机和售票员提意见,“诗村”又改为“师村”,道理很简单:师村就是师村,咋能写成诗村呢?诗村就不是我们村!  我却认为“诗村”这两个字好,富有诗情画意,文学味浓郁,也符合我们老家的地理。我的老家在西安东南方向的白鹿塬下、浐河岸边,人杰地灵,风景优美,南可遥望连绵起伏的终南山,北走不远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鲸鱼沟。“诗村”多好啊!于是,我的第二个笔名就叫做“诗村”。  1985年9月,我调到了陕西邮电报作副刊编辑,从这年起我开始写诗,写散文诗,署名多是“诗村”,也许是这个笔名给我带来了好运,我的诗、散文诗写的都比较顺手,发出去多被选用,还得到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柯蓝老师的关注和好评。后来柯蓝老师还为我的《孤旅独语》撰写了序,老人家写序的那个夜晚是个夏夜,他所在的住所突然停电,柯蓝老师点着蜡烛,光着膀子,穿着短裤,汗流浃背,完成了近3000字的文章,至今想起来我都非常感激和。柯蓝老师是当代散文诗的奠基人,是散文诗的泰斗,为散文诗的发展奔走了一生,实践了一生,奋斗了一生,2006年12月11日凌晨他因病在深圳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悲痛,提笔写下了《永远的笛声》,悼念柯蓝老师。  许多年过去了,笔名“诗村”一直伴随着我,伴随着我的痛苦困惑,伴随着我的幸福喜悦,伴随着我的进步和成长。

美高梅手机客户端下载 1

散文诗,何时才有丑小鸭的美丽转身? 中国论文网 一
泱泱大国,可数的散文诗理论研究者就那么几个。
着名散文诗编辑家邹岳汉先生认为,散文诗经历“复苏”后而迅速走向繁荣具有五个方面的标志,理论研究的丰收是第四个标志,他说:“散文诗理论研究由过去零星的论述走向系统的研究。1987年7月,王光明着、中国首部系统的散文诗理论专着《散文诗的世界》出版,随后有徐成淼、张彦加、王幅明、徐治平、王志清、李标晶、蒋登科、黄永健、柯蓝、耿林莽等人的散文诗理论专着相继出版,还有一批文学史、文学理论、诗学专着列入了专门的散文诗章节。”
着名散文诗作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灵焚博士在《浅谈散文诗的美学原则以及对几点批评的回应》一文中指出:“继王光明之后的散文诗理论研究,在近几年由于散文诗创作队伍的逐渐壮大,一些散文诗界的前辈与作者开始致力于散文诗艺术与美学的鉴赏性论述,如耿林莽、邹岳汉、许淇、徐成淼、敏岐、王幅明等。另外,还出现了一些诗评家和学者开始致力于散文诗艺术的建设性研究,如秦兆基、黄永健、蒋登科、王志清、张彦加、陈巍仁等。他们的鉴赏、评介、研究与论着的陆续出现,大大促进了当代散文诗创作的文体美学特征的形成与确立。”
深圳大学艺术学院的黄永健教授在《中外散文诗比较研究》一书的引论中说:“当代学者谢冕、吕进、孙绍振、孙玉石、刘再复、王光明、徐成淼
、张彦加、蒋登科、王珂、黄永健、王幅明、徐治平、龙彼德、李标晶、王志清以及台港学者叶维廉、林以亮、陈巍仁、莫渝、秀实等都对中国现代散文诗理论研究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数来数去,偌大一个中国,就这么几个人在从事散文诗理论研究。
而如我,则是个把散文诗和散文诗理论作为副业的“票友”,竟然也是这数得清的几个散文诗理论家中的一个,可见散文诗理论园地是怎样一种景象了。
我的第一篇散文诗理论文章《当代散文诗的审美困惑》似乎起步就不低,旋即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复印。因此,也让柯蓝先生关注上了,并亲自介绍我加入中国散文诗学会。柯蓝主编的《中国散文诗》,发表了我的散文诗理论文章,柯蓝先生亲自撰写“主编按”说:“中国散文诗理论家王志清,以敏锐的眼光,敢于指出当前散文诗的虚弱和病态,着有专文《揖别小家气,散文诗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共四千多字。现特摘要发表。这是一篇有调查研究、能指导创作实际的难得的理论文章。……”柯蓝先生在世时对我的散文诗研究寄予厚望。德高望重的着名散文诗作家耿林莽先生,也对我的散文诗理论格外关注。2013年的《文学报》发表了《耿林莽致王志清》的信,耿老�o我的每一封信里,都能够感觉到他对我研究的殷切希望。
应该说,我对散文诗是很有感情的,我曾在拙着《生命场景》的自序中说:非散文诗不足以表现我之个我。
但是,我的主要精力在古代文学研究上。或者说,我对散文诗越来越没有了信心。面对散文诗受世冷遇的现状,真有一种“寂寞开无主”的心酸。
单是从近二十年来散文诗创作的数量与热闹看,不可谓不繁荣也。散文诗坛确实不缺作品,稀缺的是经久耐读的精品力作,是能够造成比较广泛影响的上乘之作。即便是有些名家冠名的“名作”,也是难成经典的仓促与疲软。
散文诗受人歧视,仰人鼻息,差不多是在寄人篱下的困境中讨生活。朱光潜的“散文诗又比自由诗降一等”说,余光中的“非驴非马”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甚广,对困境中的散文诗来说属于“雪上加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诗歌自由化与散文化的趋势下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诗。20世纪初,在世界级散文诗大师波德莱尔、屠格涅夫、泰戈尔、纪伯伦的强势影响下,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诗也在中国文坛登陆而迅速完成了问世的进程。
从世界文学的范畴看,印度诗人泰戈尔就凭散文诗《吉檀迦利》获得诺奖,法国诗人圣琼・佩斯就以散文诗《阿纳巴斯》获得诺奖。
可是,散文诗在中国却是个富争议的文体,是个越来越被边缘化的文体,成了一个始终不能有美丽转身的丑小鸭。
我选择了出版这本小书来表达一种终极关怀的追问,似乎有一种殉情的悲壮感。
散文诗自身不硬,甚至自坏家门,已经让我深感不幸;而散文诗研究者们动辄便是文体讨论,更令我尤感悲哀。

在散文诗的文体与形式上兜圈子,这已经成为研究散文诗者们神经质的一种“条件反射”。笔者曾在北京的一个散文诗研讨会上直言:说到散文诗就在形式与文体上条件反射,纠缠于文体是散文诗理论家的自卑,是散文诗理论家对自己的研究失去了自信力的表现。耿林莽认为散文诗应该“野一点”。这表现出他对散文诗狭隘书写的不满,也是对散文诗研究太过拘谨的忧患。
什么是散文诗?散文诗这种与新诗同时引进的舶来品,已经有了百年历史,不要说是与诗和散文站在同样的艺术高度上进行平等对话了,至今依然还在“什么是散文诗”这样低级话题的泥泞中跋涉。
近30年来,关于“什么是散文诗”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
谢冕认为:“散文诗与其说是散文的诗化,不如说是诗的变体。”
徐成淼认为:“散文诗是用散文式的语言表现内容的一种自由体诗。”
王光明认为:“散文诗不是散文化的诗,也不是诗化的散文”,“它是深沉感应现代人类内心意识和情感律动的独立文学品种”。
王幅明认为:“散文诗是个美丽的混血儿。散文诗的本质是诗。”
王宗仁认为:“我已经不大在乎什么是散文诗之类的争论了。它到底是属于诗还是属于散文这并不重要。”
秦兆基认为:“散文诗有着散文和诗两种文体不可取代的长处。”
林焚认为:“散文诗对于我,她是哲学的理性,宗教的直觉,心灵的迷狂。通过这种姿态显得从容不迫和执着自如。”
许淇认为:“无形式的形式是散文诗的高形式。”
所有的人都想把什么是散文诗说明白,然而,却越说越是一头的雾水。
什么是散文诗?还要讨论吗?散文诗就是散文诗。“散文诗是超越狭隘的文体躯壳和文化视野而自由翱翔的艺术精灵。散文诗的文体优势,是散文诗具有超越时空界限的自由度与灵活性,合适表现现代人的丰富情感与躁动灵魂,能使诗人生命中为宝贵的原创力在摆脱了体裁外在俗套后进入为自由抒放的自在形态。”因此,“散文诗创作,要紧的是在于捍卫它的文体尊严,并不是要将散文诗写成诗歌,也不是要将它写成散文,而是写成散文诗自己。”
散文诗为自由而生。散文诗为现代人的现代情感表现而生。
当下散文诗创作,令人忧患的是崇高感的缺位。
当下散文诗研究,让人不满的是实用感性文化的泛滥。
诚然,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缺少对于散文诗文体本质与美学精神的清醒认识,因而在散文诗创作与研究中无法进入自觉和自由之境。
我们也知道,散文诗美学,其研究中包括了散文诗美的形态、美的依据、美的本因、美的流程、美的轨迹、美的情感、美的发生、美的特征、美的意象、美的意境、美的结体、美的旋律、美的思想、美的自由精神等。
但是,我们的研究,则不采用分门别类的、系�y建构的教科书式的阐述,而以纵论性的形式开展,重在研究散文诗美的本源、基质及其精神,研究散文诗自足性的美学生态,研究散文诗的现实处境与生存状态,引领散文诗创作对于人类为根本的生存境遇的审美关注。
笔者以为,散文诗美学的核心问题是审美情感的发动与呈现。散文诗美学本体的本质内涵是自由精神以及散文诗作者争取自由的精神自由。故而,这也成为笔者讨论的兴奋点,成为本小书论述的侧重点。
书中所论及之侧重,则在当下,以新时期以来散文诗坛的代表性作家与比较一致看好的力作为研究对象,观照这些散文诗的审美发生与美学特质。
世界文学史上,已经出现过以散文诗着称的文学大师就有波德莱尔、屠格涅夫、普里什文、泰戈尔、纪伯伦等以及中国的鲁迅。散文诗并非是一种什么高贵的文体,但却特别适合于敏感地把握时代的脉搏,特别适合表现人的生存命运的悲欢。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散文诗本质的特点就是用来表现灵魂的震颤。换言之,散文诗是一种适合表现深刻思想和深沉情感的文体。散文诗在国外甚至被当作思想诗。散文诗突出也本质的美学特质即是一种大情怀、大悲悯、大欢喜的灵魂晶体。因此,散文诗美学,不仅应该从艺术,也必须从人性、从人生哲学的方面来解读散文诗作家的社会体验和历史感悟,而且应该以生命美学为底蕴,形成特别的“生命美学”的理性文本。
是有斯着也。
(此文为作者为河南文化出版社《散文诗美学》一书所写的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生态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散文诗作协全委会副主席,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

王宗仁这个名字对我有特殊意义。可以说,这个名字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最早知道这个名字,是在报刊上。具体他写的是什么,我记不清,或许是他当年最早写第四军医大学张华因为救掏粪工人而牺牲引发的关于人生的价值的讨论吧。当时我在北京郊区的一所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后来,与王宗仁结识后,才得知,他不仅写了张华,还写了华山抢险等大典型。慢慢地进入他的创作、他的人生,我发现,他的文学积淀是在青藏高原,他的文学高度、人生高度也在青藏高原。

我与王宗仁老师正式接触是在一九八八年。那时我在京郊双桥农场,一个偶然的机会,湖南的一个北漂作家邓杰给我打电话,说他一直在帮著名作家柯蓝先生做事。柯蓝当时担任着中国散文诗学会的会长,并且主编《中国散文诗报》。邓杰说,他想请柯蓝等十几个写散文诗的作家到我们农场参观,问我能否接待。我说三天后答复。放下电话,我就到农场机关找有关领导,最后找到畜牧分场党委书记张志明,把情况向他做了简要的说明。张书记是军人出身,办事痛快,说没问题,就到农场的鸭场、牛场和乳制品加工厂参观,中午就在乳制品加工厂吃涮羊肉。我听后喜出望外,要知道,我当初不过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和张书记又不在一个单位,人家凭什么帮你忙?无非是爱才。

三天后,柯蓝率领的十几个散文诗人如期而至。我至今能叫出名字的有柯蓝、王宗仁、张掮中、邓杰、刘书良、季清荣、芊华、苍月等。其中,我与王宗仁的这一见,使我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由于是冬天,农场的天气又特别冷,可是,作家们到农场的牛场、鸭场参观还是饶有兴致。特别是在鸭场看到填鸭,大家都很兴奋,我说,你们在北京城吃的烤鸭,大部分是来自我们农场系统。我还告诉他们,鸭场技术员袁光斗的哥哥就是著名诗人袁水拍,大家听后,都向袁光斗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午饭时,我和王宗仁老师挨着。我对他说,我早知道您的大名。王老师那时还不到五十岁,性格很温和,不多言语,他把家里电话告诉了我,说有关创作的事随时可以问他。本来,这样的采风活动结束后,人们的关系也就逐渐归于平淡。可从那天以后,我就鬼使神差地三天两头给王宗仁老师打电话,哪怕聊上五分钟也觉得很充实。不久,王老师把他主编的《后勤文艺》杂志邮给我,不要说里边的内容如何吸引我,单是信封落款那一排红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就足以让我激动不已。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国家大机关,尤其是部队总部机关,我是从来没敢奢望有联系,更不敢想有人会给我来信。以前,虽然也有报社、杂志社给我来信,但我却没有对大机关那么神秘。

两年后,我从农场调到刚创刊的《北京工人报》。这样,我到城里上班,与王宗仁老师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九十年代初,我们几乎把总后四周的饭馆都吃遍了,每次都是王老师请客。在总后,上到部长、政委,下到普通战士,认识王宗仁的人都习惯称呼他王老师。一九九三年年末的一天,王老师把六本《后勤文艺》交给我,说你对文学评论有感觉,你回去把这一年的杂志看看,然后写一篇总的评论吧。我听后觉得受宠若惊,我说,我没写过文学评论啊!王老师说,从聊天中我发现你懂文学理论,你的许多观点很新鲜,不妨试一试。这样,我集中一星期的时间,仔细阅读杂志的每一篇作品,然后写了一篇八千字的评论交给王老师。王老师看后很满意,当即决定发在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后勤文艺》上。应该说,这是我真正写文学评论的开始。

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五年,是王宗仁老师创作的黄金期。他先后在《当代》《十月》等大型期刊上发表了五部中篇报告文学——《青藏高原之脊》《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情断无人区》《嫂镜》,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为此,总后政治部连同几家期刊为其开了创作研讨会。在此前,王老师已经出版了反映平津战役的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卢沟桥事变的长篇报告文学《枪响卢沟桥》和首钢改革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周冠五与首钢》。这三本书我都仔细拜读过,后来还为其进行转载宣传。我很佩服王宗仁老师,他一个军旅作家,不但军事题材写得大气磅礴,即使地方题材,尤其像首钢这样的工业题材,他也写得气势如虹、文采飞扬。在文学界,工业题材一直是作家头疼的,无从下手。印象中,只有蒋子龙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算得上是上乘之作。诚然,每个作家对自己的所有作品都视如己出,即便如此,我觉得王宗仁老师最动感情的还是他的青藏高原系列作品,包括散文、报告文学、散文诗,甚至是不多的小说、诗歌和大量早期的通讯作品。

王宗仁老师早在八十年代就获得全国第一届、二届报告文学奖。在近三十年的交往中,我把王老师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不是分得很清楚,这恐怕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从广义讲,韵文之外都称为散文。在五十年代,甚至在八十年代,人们习惯把报告文学称为人物特写。也有人认为,报告文学应该列入新闻作品中的人物通讯。更有人认为,报告文学应该列入纪实文学。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界干脆弄出个“非虚构”概念,一下子把真人真事的东西全都装进去了。我对“非虚构”的笼统界定并不完全认同,非虚构的反义就是虚构,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什么是虚构的,小说还是诗歌?那么,我就要问了,何为的小说《第二次考试》为什么长期以来按散文名篇对待?冰心的小说《小桔灯》中的人物是有原型的,这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雷抒雁的诗歌《小草在歌唱》是写给张志新烈士的,请问这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由此不难看出,我们在谈论虚构和非虚构时,表面是想把问题说清楚,实际反而失去事物的本质。我的主张是,生活不都是艺术的,生活一旦成为艺术,就会有虚构产生,离开了虚构,生活就是一杯白开水。说白了,没有虚构的艺术是不存在的。

大约在二〇〇〇年,王宗仁老师发表了他的散文名篇《藏羚羊跪拜》。这篇作品,通过猎手和藏羚羊的故事,提出了人性不如兽性,极大地震撼了生态文学界,也震撼了读者。先后被上百家报刊转载,还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中被导演陆川推荐朗读,再次被社会所关注。关于这篇散文,可以说,在二○○○年以后,还没有哪个作家的作品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记得有位资深的散文家对我说,你如果能写出像王宗仁《藏羚羊跪拜》那样的作品,我就佩服你。我知道这位老作家在有意刺激我,以致在挑拨我和王宗仁老师的关系,我说,王宗仁是我老师,我写散文是跟他学的,我怎么能超过我的老师呢?

二〇〇八年四月,王宗仁老师出版了散文集《藏地兵书》,在封面腰封上赫然印着这样的文字:比小说更精彩,比传说更感人。一个上百次穿越世界屋脊的军人,一个把生命化作青藏高原一部分的作家,他写出了四十多年的高原军营生活,有数百名藏地的军人从他笔下走过,他被誉为“高原之子”。这一年,《藏地兵书》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迄今,这本书已经再版八次,这在当下出版的散文集中十分罕见。

王宗仁老师系陕西扶风人,一九五八年当兵来到青藏高原,历任汽车驾驶员、文化教员、组织干事、宣传干事,一干就是八年。曾经数十次翻越唐古拉山,昼夜驰骋在两千公里的青藏线上。一九六五年调到总后宣传部从事宣传工作,后来成为专业作家。从离开青藏线那一天,他就承诺,以后不管到哪里,每年都要回青藏线。王宗仁老师这么承诺的,也是这样做的。一九九六年夏天和一九九八年秋天,我曾两度陪王宗仁老师来到青藏线,还同他一起到两千公里的青藏线去采访,在那十几天的日子里,我不仅欣赏了青藏线旖旎的风光景色,更多的是认识了那些长年坚守在青藏线各个兵站上的那些可爱的兵们。回来之后,我陆续写了《鸟岛听歌》《一根黄瓜的价值》《夜宿沱沱河》等系列散文,我这些作品,同王宗仁老师五百万字的青藏题材作品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从青藏高原回来的一两个月时间,心灵仿佛受到一次大的洗礼,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脑子里装的一直是那些兵们。他们虽然满脸的高原红、指甲凹陷,甚至谈到内地的事情表情十分木讷,可在我的心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最高大、最可爱的人!

二〇一八年,王宗仁老师即将进入八十岁,也是他军旅生涯六十载,我们相识相交三十个春秋,回首往事,似乎发生的事就在眼前、就在昨天。记得总后宣传部文化部长卢江林在一次总后创作会议上,当介绍我时,曾经不无幽默地说,红孩不是外人,他是我们总后的女婿。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从中不难看出,在总后人们一直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就我个人而言,我多想成为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兵啊!在那里,有王宗仁老师的足迹,有我非常崇敬的那些兵们,更有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梦想。王宗仁老师在《青藏高原之脊》中曾写道:人站得高了,世界屋脊就显得低了。我愿把这句话作为我生活的座右铭,让它永远地激励我,前行。

Leave a Comment.